“旅行者被烧成灰烬”反思现代性的罪恶-


“大屠杀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规模。纳粹在四五年间屠杀了2000多万人,其中包括600万犹太人。有人做过皈依。如果纳粹每天杀100人,要花500多年才能屠杀2000万人。”(岳翎《见证者之书》)

齐格门·鲍曼(Zigmon Bowman)在他的经典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指出,大屠杀是官僚机构高效组织孕育的大规模屠杀行为。由于刽子手的精细分工,沉重的道德压力被平分而消解。犹太人被归类为“不人道”,他们放弃了反抗,他们之间发生了可怕的暴力。


现代性的发展似乎走向了文明的反面。之所以还在讨论大屠杀,是因为这场悲剧不是一个极端的案例,而是人们在追求科学、理性、效率的现代文明时失去道德约束后的“必然”结果,也是当下需要警惕的。


本文摘自评论家岳翎的《《见证者之书》》。在他对社会学家齐格门·鲍曼理论的细读中,我们再次感受到犹太学者对现代性的颠覆性反思。


从小说家到学者,大屠杀的理论建构缘起


看了有集中营经历的作家列维、博罗夫斯基、切尔特的小说,看了英国波兰社会学家齐格门·鲍曼1989年出版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在欣赏中(没有更好的词来形容我读书时的感受),鲍曼精彩的思辨间隙——由于思辨的小心纠缠而产生的某个愚蠢的瞬间——小说中的形象会突然从鲍曼的书中走出来:火车站台上哭泣的女人;跑到体育场外捡足球的波兰犯人,直起身来,熙熙攘攘的车站空无一人(送到毒气室);一个躲在床上偷铈棒的少年;从医院回到军营的哲尔吉,对生活充满憧憬;凶狠的集中营打手;卡迪什祈祷的声音从囚犯的行列中升起;等等。


有这样的联想很自然,因为我刚看完这些小说,小说本身就很精彩,所以印象深刻也就不足为奇了。另一方面,这些图像似乎也证实了鲍曼的许多抽象推测。更深一层可能还包含着小说家视角下对——的隐隐不满。没错,这些推测很全面,很有启发性,但是比起小说家笔下的那些人物,学者们的推测总是显得有些冷冰冰的。学者们习惯于从战略上的有利位置来阐述(必须承认鲍曼的推测是一流的),但对具体人物和人物情绪的感受和把握,就有点欠缺了,或者可以说,这些都不是学者们首先考虑的事情,问题接踵而至。如果个人在集中营的感受和复杂程度没有纳入重点考察,那么鲍曼反复强调的道德责任(和理性的自我保护)就要落到


身上了尽管有这样的疑惑,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现代性与大屠杀》确实是关于大屠杀的杰作。作为一部学术著作,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做的,而且是远距离做的(鲍曼没有集中营的亲身经历,这本书出版于1989年,距离大屠杀的发生也有近50年的时间),时间的流逝给了它冷静审视的可能,鲍曼并不否认这本书“是要让从大屠杀的历史碎片中获得的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的教训进入当代社会的自我认知、制度实践和社会成员”。


从这个角度来说,《现代性与大屠杀》和几位小说家的感性描写有着相同的目标。至少他们都认为,大屠杀并不是人类进程中一个业已过去的插曲,它的经验和教训都弥足珍贵,现在的人们要更认真细致地对待它,以确保人类不再走上同样的歧途。


德国反犹是固有偏见


具体到《现代性与大屠杀》,这本书就像是大屠杀的碎纸机。大众对大屠杀各方面的理解被鲍曼详细讨论,最后被推翻。在第一章《导论:大屠杀后的社会学》中,鲍曼列举了贬低、误解或贬低大屠杀意义的两种方式。另一种方式是把大屠杀视为一种广泛而普遍的社会现象的极端,这种极端自然令人厌恶和反感,但人们仍然可以忍受,因为它具有重复性和普遍性,但更重要的是,现代社会是一个自始至终旨在压制它的组织,甚至可能完全消灭它。鲍曼通过反驳这两种流行观点展开了他雄辩的论述。


人们普遍认为,反犹太主义和大屠杀之间的因果关系非常明显。欧洲犹太人之所以被杀,是因为进行屠杀的德国人及其帮凶是对犹太人怀恨在心的人。大屠杀是几个世纪以来宗教、经济、文化和民族仇恨发展史上一个蔚为奇观的顶峰。对这种认识,鲍曼不以为然,在序言里他就明确反对将大屠杀的意义简化为私有的不幸或一个民族的灾难,因为这种简化掩盖了真相。他指出,过去几十年彻底的历史研究表明:“在纳粹上台之前和长期巩固统治之后,德国人民的反犹主义远不如欧洲相当多其他国家的犹太人的敌视态度。”长期以来,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普遍将德国视为宗教和种族平等与宽天富娱乐APP下载容的天堂。20世纪,德国的犹太学者和专业人士比当时的美国和英国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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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玻璃之夜”是指1938年11月9日-10日凌晨纳粹党员和党卫军在德国各地袭击犹太人的事件。这被认为是有组织天富娱乐网址屠杀犹太人的开始。


在鲍曼看来,德国公众对犹太人的仇恨既不是根深蒂固的,也不是广泛传播的,在20世纪之前,几乎没有出现过表现出这种仇恨的公众骚乱。即使纳粹上台后,也曾试图通过举办反犹暴力公开展览(尤其是1938年11月9日德国的“碎玻璃之夜”),使公众形成普遍的反犹主义,但结果适得其反,令人沮丧。另一方面,用反犹主义解释大屠杀还有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反犹主义数千年来一直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大屠杀却找不到先例,反犹主义的普遍性和大屠杀的独特性两者无法相容。退一步说,即使反犹主义是反犹暴力的必要条件,但毕竟不能是充分条件。鲍曼关注导致大屠杀的社会和政治机制,并考察了这些机制与群体间敌意传统混合时可能产生的爆炸性反应。也就是说,鲍曼用反犹太主义来解释大屠杀太轻了,实际上掩盖了大屠杀的真正原因,——,这是用光鲜的科学和效率装扮起来的现代性的致命缺陷。


“园艺”国家观——现代文明孕育大屠杀


在人们通常的理解中,大屠杀是一种反对文明和理性的极端社会现象。大屠杀发生的原因是现代文明发展不够,是文明进程中的毒瘤。只有去除它,文明的进程才能按照它既定的节奏发展,使人类进步,使人类社会更加完善。对这种观点的批判贯穿于《现代性与大屠杀》,鲍曼一再强调,大屠杀远不止是一种失常,是对人类进步之路的一种偏离,是文明社会中健康有机体的癌变。换句话说,大屠杀不是现代文明的对立面,而是现代社会另一面的启示。


大屠杀不是背离现代文明,而是它的产物——。正是追求科学、理性、效率的现代文明催生了大屠杀。在这里,对大屠杀的反思和对现代性的反思走到了一起。这也是《现代性与大屠杀》最有见地的地方,把对大屠杀原因的反思推向了西方思想史的深处。文艺复兴以来由于在自然科学上的长足进步使人类变得越发自信,以致产生了鲍曼所谓的现代“园艺”国家观,社会发展规律似乎尽在人们掌握之中,而为了迎接几乎就在眼前的完美的社会,人们需要加紧劳作,以使自己可以充当称职的园丁:草坪、花坛、沟渠等都要详细设计;有眼光去判断和谐的色彩;有必要下决心将干扰其计划和秩序的自生植物视为杂草;完成除草任务需要有合适的机器和农药。犹太人和其他劣等民族自然是这美丽花坛中耀眼的杂草,而追求精神纯洁的人自然要除掉这些不堪入目的杂物。


在这里,鲍曼实际上带出了他的主旨,即对整个现代性的颠覆性反思。在他看来,现代性或文明进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社会行动中的道德动机在追求进步和效率的过程中逐渐失去权威。换句话说,“文明的过程是将暴力的使用和部署与道德计算分离的过程,也是将理性的迫切需求从道德规范或道德自我压制的干扰中解放出来的过程”。


应该说,这一思想最初并不是鲍曼创造的,而是20世纪中后期整个西方思潮发展的一种趋势。比如哈耶克的书《科学的反革命》前面讨论过,人类对科学的崇拜(尤其是在社会科学层面)必然会导致暴力和极权主义。鲍曼的意义在于用这种对现代性的反思,现在代理来解读大屠杀的具体机制。现代性的根本悖论在于,“美”的初衷(比如打扫花园)往往承担着不好的后果。大屠杀就是一个例子。它表明,如果现代性的合理化和机械化得不到控制和减缓,如果社会力量的多元化在实践中被侵蚀,人类可能面临着地狱般的景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起初人们期望一个被有意设计的、被彻底控制的、没有冲突的、有序的理想社会。


官僚制特点之一:劳动分工和权威等级


惨案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规模。纳粹在四五年间屠杀了2000多万人,其中包括600万犹太人。据计算,如果纳粹每天屠杀100人,要用500多年才能屠杀2000万人。也就是说,大屠杀是野蛮经过有效管理所产生的惊人“效力”的产物。一场彻底而全面的屠杀,需要用官僚机构代替普通的街头暴徒,用服从权威代替传播愤怒。鲍曼花了大量时间展示现代性如何在大屠杀的具体过程中发挥其可耻的效率。就提高“效率”而言,现代官僚制(也翻译成官僚制)超越了以往所有的管理体制。鲍曼围绕韦伯总结的官僚主义的几个基本特征展开了自己具体而轻微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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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ie 《辛德勒的名单》


官僚制最大的特点就是劳动分工和权威等级,之所以这个特点能够有效提高效率,是因为人们在自己的分工内反复劳作无疑可以熟能生巧,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个功能在大屠杀过程中依然有效。比如对犹太人进行登记和分类的纳粹分子,显然会越来越熟练,而以此类推,那些负责护送任务、往毒气室里填充“化学物质”、焚烧尸体、收集犹太人财产的人,也会逐渐成为熟练工人。更重要的是,这种分工使得大多数对杀死2000万人的集体行动的最终结果做出贡献的人远离了这个结果。只要大家坚持各自为政的工作单位,尽可能做好本职工作,一切都会好的。他甚至可能不知道他的作品为终极邪恶提供了一种看似微不足道的力量,或者他可能知道他的作品与终极邪恶之间的联系。然而,由于距离遥远,终极邪恶再也无法在他心中掀起哪怕一点点涟漪。


这种距离成功抹杀了行为的道德意义,因而预先避免了个人所持的道德正当标准与行为的社会后果不道德性之间的一切冲突。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屠杀的技术水平可以不断提高。一开始被围捕的受害者被带到机枪前,然后近距离开枪打死。大屠杀管理者认为这种方法原始、低效,影响刽子手的士气,于是开始寻找其他的杀人手法——那些可以把刽子手和受害者分开的手法。最后搜索成功,发明了最初是移动式后来变成固定式的毒气室。那时,只有需要向管道倾倒“化学品”的“工人”才面临着自己的工作,而不是死亡。这样一来,道德上的漠视和盲目会侵蚀整个社会,而屠杀造成的精神冲击会不断减少。


官僚制特点之二:非人化与放弃抗争的犹太人


犹太人则被描述成一种传染病,它的携带者是伤寒玛丽的现代版本,因此和犹太人交往都意味着危险。犹太人和其他人之间的鸿沟被逐渐拉大,以致无论在犹太人身上发生的事情多么凶残,仿佛都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都肯定不会对其他人的命运带来什么负面影响。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德国社会的精英阶层在整个屠杀过程中保持沉默。他们不应该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大声喊叫吗?为了尽快向世界揭露真相,从而增加纳粹屠杀的精神压力。鲍曼认为,德国大学和其他现代国家的类似机构一样,将科学理想精心培育成优秀的无价值行为,抛开与科学所追求的利益相冲突的其他利益。“那么他们的沉默,甚至他们与纳粹的积极合作也就不足为奇了。”鲍曼解释了为什么德国精英与纳粹密切合作,但也不合适把价值无关


韦伯等学者在研究中提出价值独立原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更准确地观察,不希望浅薄的道德激情扭曲观察(这也是常有的事)。韦伯其实也知道,在研究中不可能真正抛弃道德,而只能在客观观察的基础上更准确恰当地放置道德。当然,完全有可能是理解程度较低的学者逐渐忘记了自己在无价值研究中的道德责任,所以德国学者将自己的技术应用到大屠杀中并不存在任何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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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机构中常见的组织目标和手段的混淆也发生在大屠杀中。杀人机器一旦启动,就会形成自己的驱动力:越是清洁犹太人聚居区,就越是积极地追求新的领地,考验自己新获得的技能。随着德军的逼近失败,解决的最终目的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是它自身的惯性和力量让杀人机器保持运转。大规模杀伤技术之所以必须使用,只是因为它们是现成的,专家们为自己的专业技能创造目标。”。


同样令人震惊的是,纳粹屠杀了这么多人,只需要微不足道的武装士兵。为什么千万受害者不打?根据历史研究,抗议是存在的,但都是被血镇压的,抗议的次数真的少得可怜。与此同时,以犹太人委员会为代表(他们帮助登记和筛选,确保犹太社区的秩序,为最后的旅程筹集资金,简而言之,他们负责大屠杀所需的一切准备工作),大屠杀的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受害者的配合下实现的,这非常令人震惊天富娱乐主管,但也是事实。鲍曼仍然将这一现象归咎于现代性。“暴力从日常生活的视线中消失,是现代权力集中和垄断趋势的又一表现”。人们早已交出了自我防卫权,当他们有一天突然面临邪恶并且始终令人害怕的强制监管者的时候,自己也就缴械投降了。


反思现代性,道德如何成为药方?


这一切慢慢让看似不可能发生的屠杀成为可能,也可以作为现代官僚理性的范式。几乎一切都是用最少的成本和努力赢得最大的收益。鲍曼因此感叹:“大屠杀的组织过程可以编入科学管理的教科书。”鲍曼明确指出,大屠杀的真正原因是现代性本身的弊端,所以他的药方可以想象出一种道德的社会学理论,换句话说,无论如何都要记住并承担道德责任。就像大多数哲学辩论都会引入伦理学一样,对大屠杀原因的深入探讨必然会导致复杂的道德歧视。


最后一章里,有关道德的社会学理论的探讨尽管和纳粹集中营里的事实似乎离得更远,但是对于鲍曼的这本书却是至关重要的,它是这本书理论深度的一个保证。首先,大部分社会学论述都不涉及道德问题。原因是社会学创立于19世纪上半叶,是其反复强调科学性的结果,所以其整个话语体系受制于科学模式。那么,鲍曼在这一章对道德问题的深入探讨就有了一定的创造性(相对于他在前几章所讨论的现代性与大屠杀的关系,虽然细致,但也是从之前大量学者的观点出发进行整合和修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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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伦堡审判


总体而言,鲍曼的社会学道德观是基于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道德观,即强调道德的前社会基础,这与流行的道德是社会的产物的观点不同。因为如果你不持与涂尔干相似的观点,大屠杀带来的挑战是无法解决的。在著名的纽伦堡审判中,一些纳粹分子声称他只是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和工作。至少在德国社会,他的行为似乎符合自己的道德。


鲍曼则认为,强劲的道德驱力有一个前社会的起源,而现代社会天富娱乐测速组织的某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道德驱力的约束力,也就是说,社会可以使不道德行为更合理,而不是相反。随之而来的是,在现代秩序下,旧的索福克勒斯式的道德法则与社会法则的冲突没有丝毫缓和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道德行为的动机就意味着反抗社会权威,道德责任就不得不依靠其本来的本源:本质上对他人的责任。看起来有点渺茫和迷惑,但道德真的是由列维纳斯所描述的作为一张脸的他者的存在所驱动的,他者的无能显示了个体作为责任的行为能力。


回到纳粹集中营,很多人把自我保护放在道德义务之上,助长了悲剧的发生,但还是有少数人把道德义务放在自我保护之上。正如鲍曼所说,重要的不是有多少人做这件事。邪恶不是万能的,千里之外都可以拒绝——鲍曼的话里有些苍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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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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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者之书》


天富娱乐地址作者3360岳翎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制作者:亚中文化


出版年份3360 2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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